钱投·物业管理党支部喜迎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之“学党史、悟思想、强信念、办实事”党史荟萃五月月报上线！

1949年5月3日凌晨起，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和六十一师从余杭向杭州进发，占领钱江大桥后，即从杭州南北两个方向向市区发动攻击，下午3时许，战斗全部结束，杭州解放，解放军在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列队进入杭州。当晚，二十三军也进入杭州。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掀起爱国风暴。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讲演团分赴全市各主要街道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再次派出军警、马队进行镇压，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更加激起全国各界的义愤。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6月7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罢免了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22年5月5日至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团组织的5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团的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发表。当日，新华社转发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这篇文章鲜明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2008年5月12日，当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震级里氏8级的特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0个省区市，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截至2008年8月，已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指示，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上，迅速展开我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最大限度地减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1936年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行动命令。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西征战役历时2月余，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获其官兵2000余人，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发文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这次会议批判了林彪集团，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面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6月23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共17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等。10月24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拉萨。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分离走向团结、从落后走向进步的重要转折点，西藏从此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